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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屋
■李昌泽

  兄长从老家打来电话,几个堂亲提议,把供奉祖宗神主的老屋拆除,原地重建“公妈厅”,要我回去参加最后的决策。我本不想去掺和,但过了两天,还是决定回去。

  进了家门,椅子还没沾上,便和兄长走向老屋。

  和村里大户人家的石墙红瓦、五开张双落大厝相比,我们的老屋未免相形见绌:单落、简陋、粗糙,一看便知是出身寒微的家族。原先住在这里的有四五户堂亲,近十几年都陆续搬进新建的楼房,里头无人宿歇。

  兄长兴致盎然地向我述说着“公妈厅”的布局构想,但我毫无心绪,只想再好好端详一下老屋。这些年,老屋更残破不堪了。屋檐多处瓦片垮塌,长年雨水流注,大厅里红土夯成的地面被冲得坑坑洼洼。墙面斑驳,手指一碰,疏松的泥粉簌簌掉落。房前的石条缝隙,长出丛丛荒草。看着这萧索景象,我止不住一阵凄凉,在天井里失神地站着,往年在老屋里的生活图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  曾经,我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小孩,凑在一起,跳铜人、踢毽子、嬉笑、打闹,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最高兴的要数过年。正月初一清晨,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大厅,比较着谁的新衣更好看,谁的鞭炮声最响亮。最不能忘却的是,兄长让我背靠大厅的木门板,拿着一本书竖放在我的头顶,用指甲划出痕迹;我回头一看,又比去年长高一两寸,便高兴得蹦到半空中。童年,最盼的就是快点长大。

  古话说,人生识字忧患始。我也是,慢慢长大,世事懂多了,便越来越感受到家里有太多的艰难。我的老家在海湾上,村里人多地少,又没有其他谋生门路,老屋里几家堂亲,都过得紧巴巴。1960年起,那三年是最难捱的时期。当时,我小学快毕业了,和父母亲过着日子,父亲是唯一的劳力,六十多岁了,还在生产队里扒地挑肥,一天到晚忙得喘不过气来,生计捉襟见肘,温饱难以保证。尤其是正月、二月,风寒雨落,常接连十几、二十天阴霾不开,墙角囤放番薯片的陶缸慢慢见了底,而地里的麦苗才抽芯拔芽,正是青黄不接。操持家务的母亲只好细水长流,把一日三餐减为两餐。常常是天亮多时,父亲还半靠在床头,手里托着那根二尺长短的烟筒,不停地吸着旱烟。母亲静静躺着,一句话不说。我挡不住饥渴,又不敢声张,便故意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弄出些声响。母亲总说:“外面冷呢,多躺一会儿。”捱到十点多才吃早餐,下午四点多又提前把晚饭送进肚子。天一黑,母亲又把我赶上床,说是躺着不动,肚子饿得慢一些。为了增加一些收成,我在课余也帮着父亲,拼命开荒种菜插地瓜,俨然成了半个劳力,即便是考上中学后,也要步行十几里地,从石狮赶回家里帮着做事。有时,在地里干累了,坐在田埂上歇息,茫然看着四方,远处宝盖山无言地躺在苍穹之下,海湾里的浪涛一波一波地漫上沙滩,我看着看着,总会陷入沉思:这样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头?

  “文革”开始后,我揪准机会从中学逃回家,当起全职的农民。快到新历年底,一个同学突然来访,邀我结伴到外省“串联”。那天,我提着行装走到老屋大门口,两位老人送将出来。母亲用袖子拭着眼眶,嘴唇轻轻抖动着,说不出话来。父亲因摔过一跤,行走不利索,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站在大厅门槛内,半晌挤出半句话:“你回来时,我已经不在了……”我泪水夺眶而出,稍停脚步,但终于挡不住诱惑,还是狠着心走出家门。在外过了旧历年,急匆匆回到家中,只见父亲更加衰老,终日气喘咳嗽不停,不到两三个月,他就告别了一生困苦撒手西归,留下母亲和我相依为命。

  我安下心来继续卖着苦力,渐渐地,我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强劳力,不是做农活,就是挑煤、推板车,什么活儿都干,但求吃穿不用愁;只是母亲一生劳累,身体犹如灯油将尽的火苗,日渐衰竭下去。197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患病多日的母亲躺在床上,同屋老婶过来陪她说话。母亲艰难地转过头来,忧伤地望了我一眼,向老婶念叨着:“就差他啦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家呀!”我实在不懂事,不懂母亲病情严重,第二天凌晨四点多,照常推着板车去石狮。十点多回到家门口,听到里头人声嘈杂,我扔下板车几步冲了进去,只见母亲已经移到大厅边的平板铺上,双眼紧紧闭着。我失声痛哭,再也唤不醒长眠的母亲……

  长年的饥饿与辛劳,损耗了两位老人的生命,他们相继过世,就在老屋的大厅里。

  母亲辞世不久,我得遇机缘上了大学,毕业后便在外头就业,娶妻生子。时局不断变好,我的职业发展也还顺利,一家子生活十分安定。人若没了烦愁,时光便跑得飞快,十年、二十年转眼过去。岁月未曾磨灭我对往事的记忆,却在悄悄改变我的感受。童年的快乐也好,苦难也好,都掺杂在一起,成了宝贵的财富,使我倍加珍惜。坐着无事,常常喜欢回味曾经受过的辛酸、苦涩,因为这时,反而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甘甜。我想,如果没有当年经受过的饥饿与辛劳,反而不够完整。但也留下终生无法释怀的遗憾,就是父母过早离去,未能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。

  都说故土难忘,何况这里还有我的老屋。早些年在三明工作,交通不便,春节探亲,挈妇将雏多次转车,十分艰难,只在过年时方才回来一趟。每次都要把以往劳作过的地方,海滩上的礁石,地边的田埂,从头到尾走过一遍。我最爱驻足的还是老屋,常常独自一人,一站大半个钟头。

  这一次,老屋的命运,看来已成定局。

  我曾设想,老屋的骨架还在,倘若留着它的旧貌,破损处做些修复,让它继续留存于世间,使它成为我们这些过来人借以怀思往昔的实物,子孙们也可由此了解先辈们曾经的生活历程,岂不是一种不错的选择?但我知道,这种想法不合时宜,堂亲们都不会赞同。

  我走出大门,站在石埕上,让兄长为我和老屋留下一张最后的照片,心里默默地说一声:别了,我的老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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